專輯導言

適逢台灣新電影四十年，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將推出專題影展「再新電影出發的時候：台灣新電影四十年回顧」與系列講座，《Fa電影欣賞》亦以兩期專輯回應之：前期「以台灣新電影作為影史的踏查」，從回顧性的角度召喚新電影發生之前的「新」與「另一種」叛逆、顛覆與異類；本期則接續提出「探照新電影的五條路徑」，進一步凸顯研究論述自身的歷史位置，尋覓「再新電影出發的時候」的方向與方法指引。

身處二○二二年的我們所面對的，顯然不只是新電影時期的作品與史料，更包含四十年來一代代的新電影書寫所積累出的豐厚基礎，為各式的研究典範與論述型構，或疊加、或交鋒、或移轉，而形塑出時下各異的歷史觀點與評論位置。本期專題嘗試初步列舉出的五條路徑即是奠基於此，再省如何持續深化、拓展，乃至反省、批判台灣新電影及其論述。

首篇延續前期的口述訪談計畫，沿用歷史研究／新電影研究的基礎方法，進行線索的再挖掘。該文以新電影核心人物廖慶松為對象，特別著重在技術的考察。除想像剪接技術的沿革與新電影美學的交互影響，亦從廖慶松的特殊位置與多重身分，關注中央電影公司內部新導演與技術師傅間，乃至新電影時期不同職位角色間的互動關係。

從廖慶松同時期的導演作品，是否可被界定為新電影一問，我們亦可理解歷史記憶永遠有著納入排除作用，於是乎衍生出諸多尚待考據、細讀的「外傳」，如本次專題影展在策劃上即試圖轉移目光、看見更多；其中，位處「浪潮邊緣」的但漢章，同前期介紹的邱剛健、王菊金等人，始終是台灣電影中的一抹神秘異色。隨著《色情男女》（1983）與《暗夜》（1986）將在本次專題影展重返大眾視野，許耀文也在本期專輯中，重探但漢章嚮往古典好萊塢的不合時宜，並透過「色情」在製作策略、政治經濟，以及反向於新電影現代性的民俗魑魅等之意義，對此一外傳重新定位，描繪台灣「腥」電影的另一種可能。

而邊緣位置不只發生於新電影的正史書寫，陳佳琦以新電影時期代表性的攝影師劉振祥為例，對其著名的與新出土的劇照進行紙上策展，則帶我們從劇照師之於劇組的獨特視角，乃至劇照攝影之於攝影史與電影史的三不管地帶，聚焦攝影與電影的跨媒介關係張力。尤其，劉振祥在新電影中的多義身分，以及他自身複雜的跨界創作脈絡，都為此一關係命題，乃至台灣八○年代的文化地景，延展出更多創造性邊界與意義。

「再出發」的路徑除了關乎視閾，亦關乎時間。如前所述，其起點與含括的時間線段，並非只停留在八○年代，而是其後所綿延至今的四十年，甚至朝向五十年或更之後的未來。本期專題最後從兩個取徑探照新電影的時間跨度：孫世鐸以新電影專書企劃編輯過程所遭逢的授權難題，回望新電影生產結構的先天限制，以及機構、建制的後天欠缺，如何阻撓其社會論述的潛能。換言之，政治民主化並未帶來電影的民主化與文化公共領域，或要遲至近十年來的電影保存與修復，以及產業、文化、政策的初步匯流，方有機會開始進行歷史重述，打開單一化的新電影研究與敘事。

而倘若台灣新電影如廖慶松在首篇中所言，可幻化為精神性的延續，專題末篇則站在此刻，再問新電影究竟如何「外延」與「還魂」。不過，謝鎮逸並未侷限在線性時間上先來後到的延續指認，他細梳既有研究方法的難題，提醒我們留意地理疆界的劃分與相應的權力關係變化，跳脫「對外影響」的台灣本位，主動探勘境外影人與跨媒介形式在精神地理上的反向行徑與「外延的內涵」，方能真正釐清台灣新電影如何為其轉化與擴充。

從廖慶松還原侯孝賢導演一九八六年《戀戀風塵》的剪接過程，至陳佳琦指認劉振祥「不來自電影任何一格」的劇照，在錯位中甚而取代觀者記憶；許耀文透過但漢章所示範的外傳重考，亦是在關係位置的對照中浮現。再至謝鎮逸分析趙德胤透過VR技術重現本片，讓「現在」的我們看見兩位主角從彷彿名為「過去」的遠景中走來；孫世鐸同樣探問新電影走到今天究竟屬於誰。而當觀眾翻轉視角，終見其背影後，兩位主角逐漸走向無盡的「未來」，如同新電影也會降落於各種「乩身」，開啟新的來生轉世。當然，條條大路通羅馬，五篇文章僅能作為勾勒與展示，而不具限定與指導之意。或許，四十年只是歷史洪流中的一個節點，卻可供我們串連時空、錨定位置、重劃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