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室報告

回首之必要，紀念之必須

作為雜誌改版後的第二期，本期專題將重心回歸自身，以「電影．資料．館」為題並摘選出「六個關鍵字」，試圖為這個以典藏為本位的機構「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梳理其發展，叩問其定位與任務。

創立於一九七八年的電影圖書館，在歷經四十多年、走過不同階段後，終於升格為國家級的行政法人機構，也即將在今年（2021）年底告別窩存了四十多年的舊址（台北市青島東路七號四樓），搬遷至甫完工的全新大樓；我們試圖在離別之前，對所謂的「電影資料館」進行回首與檢視，也為舊址空間留下記憶與意義，在多位作者多篇獨具觀點的文章交織下，照見出屬於未來的模樣，亦是對遷址的一份紀念。

特別企劃為「當電影檢查檔案出土時（一）」，延伸國家人權博物館於言論自由日（4月7日）開幕的「剪出來的電影史：戰後電影審查特展」，策展團隊之一的李泳泉以「成長史」與「對話錄」的形式，臨摹出高壓的電檢時代如何影響台灣電影發展；可與之對照的是，房慧真專訪資深影評李幼鸚鵡鵪鶉小白文鳥，配上藝術家邱若竹的插畫，試圖令一九七○至八○年代的西門町「試片室文化」顯影，在那個尚未解禁的年代，多少世界名片與奇片被引渡至在狹小且神秘的試片室，啟蒙了一代文藝青年。

而若要繼續一九八○年代這條軸線，我們也可以在「藏品寫真」單元裡，看見由影視聽中心所典藏，台語片大導演何基明想拍卻沒拍成的《殺戮：霧社事件》劇本（1984），作者陳睿穎深入淺出地介紹這份未竟之夢，電影裡外都是故事。

「當代視野」譯介在COVID-19疫情的影響下，英國電影協會資料館（BFI National Archive）與泰國電影資料館的衝擊與應變；「專欄」的三位作者，張亦絢持續以人們「想不到」的方式寫林摶秋的《六個嫌疑犯》 （1965），于昌民則論述鉅片／鉅作（blockbuster）與其生態系的運作，謝以萱繼續書寫EYE荷蘭電影博物館的轉型之路。

難忘的是，如今在世界引領風潮的EYE荷蘭電影博物館，其前身是在一九四六年創立，在一九七○年代轉型為現代博物館，並在二○一二年搬入新址，在這漫長的過程中，經歷無數次的創傷、陣痛、徒勞，終才蛻變成功。

讀著讀著，EYE的故事，竟讓人產生幾分既視感，也彷彿呼應著本期專題。這究竟是勵志故事？還是似曾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