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室報告

新電影之必要，新補遺之必須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八日，是被視為台灣新電影起點的四段式集錦電影《光陰的故事》上映的日子，時隔四十年後，在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也安排了同一部電影的放映，歷經了一萬四千六百個日子後，「新電影」中所謂的「新」，是否會被時間給折舊呢？

逢整數就紀念，雖然是慣例與常態，但如何從台灣新電影留下的珍貴遺產中發掘出新觀點，更是研究者與影迷們所企盼的。在這個前提下，國家影視聽中心將在十月七日至十一月二十七日，由研究策展組推出「再新電影出發的時候：台灣新電影四十年回顧」專題影展，名稱靈感來自邱剛健的詩集《再淫蕩出發的時候》，試圖將歷史向度向前也向外延伸，把視線由「正典」論述的中心移至歷史角落與時代邊陲，重映那些被忽略、遺忘的電影。

本期專題作為一種論述補遺，從「以台灣新電影作為觀點的影史踏查」進行切入，檢視在台灣新電影發生之前，那些具有「新」的氣質或創作精神的「另一種」電影，又或者總是採取叛逆、顛覆、異類姿態的創作者，像是邱剛健（1940-2013）與王菊金（1944-），還有余為政執導、楊德昌參與編劇，詹宏志投資的《一九零五的冬天》（1981），張艾嘉和陳君天製作，邀請楊德昌、柯一正、宋存壽等人執導的《十一個女人》（1981）系列電視劇（台視播出）等等，尤其是第一手口述訪談的精選節錄，讓更多史料得以出土（也別忘了「藏品寫真」寫的可是《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分場大綱初稿，正在國家影視聽中心二樓常設展展出中）。

特別企劃「域外離散：在香港難以上映的香港電影」的核心是重新討論何謂香港電影，尤其當這些以香港為題材、導演也是香港人的作品難以在香港上映時，作品的域外離散狀態似乎成為香港電影的另一種寫照，香港作家們的書寫，同樣也是對於影史的一種補遺，尤其是由任俠、安娜、周澄、陳力行等人發起的「香港自由電影宣言」，不禁讓人聯想起一九八七年由詹宏志起草的「台灣電影宣言」，而Fa也以紙本的方式刊載，讓這份文獻檔案能永遠留存。　經歷過大起大落，對許多資深影迷來說，「春暉」就像是藝術電影的引領者，老闆陳俊榮願意接受房慧真訪問，暢談他投身電影發行、創立春暉電影台Sun Movie，從兩人小公司突然擴張到三百多人的企業集團，又一會變身Oliver CHEN管理美商華納台北分公司的瘋狂經歷。他不是先知，也不是賭徒，只是深愛電影的人，以生命道出只屬於那個時代的電影發行文化。

旅居荷蘭的專欄作者謝以萱記述了荷蘭電影博物館（EYE Filmmuseum）所舉辦的第七屆EYE國際研討會（EY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無獨有偶，在「當代視野」也有蔡倩怡作為研討會論文發表者的貼身觀察，兩篇文章觀點互補，帶我們更理解檔案、典藏、去殖民、全球南方等重要議題。

綜觀所有文章，「補遺」或許可作為貫穿本期的關鍵字，一如張亦絢竟寫鄭勝夫導演在一九九一年完成的《失聲畫眉》，更盛讚這是「三級片」之光。不管是觀點的補遺，史料的補遺，論述的補遺，在在指出，面對過去應有著更廣闊的觀看與解讀方式。在盛夏季節，不如來影展或透過文字，重新探看這些電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