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王安：《恐怖份子》的影像復刻與歷史回眸

《恐怖份子》開頭是一場警匪追逐戰，少女淑安（王安飾演）在同夥協助下從陽台一躍，躲在巷弄裡的塑膠籃邊，回頭探查情況，成功躲避警察追捕，並在拐著扭傷的腳踝走向大街時，昏倒在斑馬線上。

這一切被年輕的男性攝影師小強拍了下來。他選了其中一張回眸側臉的相片，放大沖洗，並分割貼在公寓白牆上。電影近尾聲，公寓人去樓空，吹進來的風讓紙張飄揚不止。這一幕的視覺運用與美學效果當時廣受好評，成為影迷心中永恆的經典。

這張照片的拍攝者是劉振祥，他一九八六年擔任侯孝賢《戀戀風塵》劇照師，但在《恐怖份子》中，他的角色比較像是美術，替劇中的攝影師小強擔任槍手，片中所有小強視角的照片，包括拍攝與女友出遊、夾在暗房中沖洗的照片，都出自劉振祥之手。

劉振祥記得，當年楊德昌先是在民生社區借了一棟公寓試戲排演，他在旁邊捕捉，以黑白底片135型拍攝。拍完後，楊德昌選定這張照片，問他照片能沖洗到多大？當年最大的捲筒相紙寬度約一百公分，楊德昌覺得不夠大。他們討論：乾脆用尺寸8X10的相紙去拼，要多大都可以，拼一、兩百張也沒問題。最後，他們用了六十六張8X10的相紙，拼貼成高223公分、寬152公分的直幅圖像。

原本的底片，得放大六十三倍。他說起放大沖洗的過程：「我向老師借大型放大機，底片夾在玻璃片夾裡，比較不會變形。相紙一張一張編號後全部鋪在地板，放大機用一個很高的桌子，已頂到天花板，由上往下打下來曝光。」為了達到理想的曝光，劉振祥測試多次，仔細記錄光線和比例的落差。原來，那些分割畫面並非一次曝光，而是分區慢慢加入，每個局部曝光的時間長度不一樣，而為了打亮少女淑安的臉龐，作法相當陽春手工。他說：「有時靠手去遮，或是用紙張挖一個洞，讓臉一直加光，才會有層次出來。」

原始傳統的曝光技藝像是皮影戲，總共費時一個多小時，顯影後再一一拼回來，成為電影中的經典布景。

拍攝《恐怖份子》期間，劉振祥並不在場，他進入新聞產業，在解嚴前後的街頭衝撞威權體制。只有拍攝公寓那場戲時，他好奇到場觀看，想知道楊德昌會如何使用他的照片。

那張原始底片當時並未歸檔保存，二○二一年復刻計畫啟動，劉振祥翻箱倒櫃，遍尋不著蹤影。復刻的過程則是這樣的：當年以三十五毫米膠卷拍攝的橫幅電影，在數位修復過後，擷取其中一格畫面檔案，以電腦技術還原。「這個確實是電影裡面有的畫面，在相紙還沒開始飄的時候，當時貼的時候沒有拼貼得那麼工整、漂亮，所以這邊有一點縫隙，那邊有一點膠帶痕跡。」

「先以影片中的畫面為基礎，用電腦修圖，把分割線去掉。你要把這些線修掉，就會覺得很不自然，所以要慢慢調整畫面的感覺。把檔案擴大後，不夠的地方，比如旁邊的籃子太黑了，就挖其他畫面去補。」他說修圖時間加起來大約花了一週，問他用什麼修圖軟體？他笑出來：「Photoshop。」

雖然電影是4K修復版本，但「原來的圖片檔案很小，畫素不到八百萬，要做到那麼大其實很困難，我只好拚命加加加，把每個粒子擴大，加到可以放大到一整面牆。一個原本只有幾MB的檔案，現在變成二點多GB。」臺北市立美術館預計將展出的尺寸，高度達三百公分。

一一重構：楊德昌展覽復刻之《恐怖份子》劇照（來源：臺北市立美術館）

從膠片到數位檔案，影像的物質基礎三十多年來變化快速，影中人淑安、演員王安也像電影一樣，在狂亂紛飛的一陣風中不知去向。

楊德昌《恐怖份子》最初的想法來自一本《人間》雜誌，王安的混血兒背景，也正如同這個故事的緣起。

一九八五年的《人間》雜誌創刊號中有一篇報導〈妳是外國人嗎？是。妳是中國人嗎？是！〉，文中講述民國五十到六十年間，有大量美軍進駐亞洲，特別在越戰期間，美軍會從越南戰場來到台灣休假，許多本省台灣女性在酒吧、咖啡廳、舞廳、性工作場所與美國人相識，在台灣生下據估計人數千人以上的台美混血兒，父親有的是白人，有的是黑人。

一九六八年，美國賽珍珠基金會台灣分會開始協助美軍在世界各地遺留下來的混血兒，每月提供一些生活費。一九七五年越戰結束，中美協防條約廢止，美軍撤離。到了一九八五年，這些孩子已長成十多歲的青少年。由於生母多半從事基層勞動工作、或沒有一技之長，又因為從小父親不詳，混血兒的外表倍受鄰里歧視，在經濟困境、身世等多重弱勢下形成難以翻身的自卑感。

報導中呈現的混血孩子有的與外婆住在一起，有的母親受到精神刺激，或從事性工作，這些小孩沒有好好被照顧，「最後一個個都學壞了，不走正途」，報導中如是說。

在那個電視牆播放美國音樂電視MTV、麥可．傑克森《顫慄》正流行的年代，這些混血兒被視為潛在的犯罪恐怖分子，形成自身和台灣社會的問題，正如電影中的淑安與同夥經營地下賭場，或在台北市區街頭當「落翅仔」，逃離家庭，接受陌生男子的搭訕和性邀約，再聯手設局「仙人跳」，以此為生。

他們是國際政治和戰爭的犧牲者和被害者，卻被視為「社會問題」。王安原是素人，首次演出電影正是《恐怖份子》，楊德昌以台美混血兒為原型編寫劇本，又因專業演員繆騫人的加入，而加重作家這條劇情線的比重。

在電影中，王安除了打惡作劇電話時以標準國語講話，其他時候幾乎沒有發過聲，無論是面對操閩南語母親的打罵，或與同夥亡命街頭時，她都是一個客體般的存在，並且被攝影師小強、導演楊德昌的鏡頭凝視。

王安在一九九○年演過朱延平執導的《火燒島》，那是她的第二部電影作品，之後再無其他演出。影視圈中，有人說她曾經在模特兒經紀公司當過櫃台總機小姐，有人說她徹底人間蒸發。我致電《賽珍珠基金會》向社工查詢，回覆是「會內服務過的名單中查無此人」，社工熱心透過二十多位三十歲至六十歲的台美混血兒社群幫忙協尋，目前仍未收到任何消息。

她的身影也隨著風中紛飛的影像，消失在歷史迷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