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電影生產與冷戰世界主義

　神岡空難轉眼一甲子過去，標誌了亞洲電影製片廠文化生態的頓挫。但災難發生的偶然性，不應等同電影史書寫的必然性。六○年代是一個冷戰的年代，亞洲國家也捲入了意識型態的戰鬥光譜，電影不只是一門生意，也是一種視覺武器。此時回顧冷戰年代國家電影的製作，從來不只是單一市場的娛樂和消費，也牽涉國際關係的波長和地緣政治的擾動。

　克里斯蒂娜．克萊恩（Christina Klein）於她的《冷戰世界主義》（Cold War Cosmopolitanism）一書中以一九五○年代韓國電影為例，認為所謂「冷戰世界主義」這個看似矛盾的概念，一方面將全球分裂為對立的陣營，壓制被認為不可接受的「他者」思想。另一方面是一種整合力量，為了將「自由世界」凝聚在一起，成員國必須對非共產主義的「他者」展現出前所未有的開放性。這促使「自由亞洲」的亞洲各國影人跨出國界，理解自己與西方價值觀的同質性，並與亞洲其他國家的電影文化進行交流與學習。從「冷戰世界主義」角度理解亞洲電影的跨國生成場域，特別是六○年代大製片廠時代的電影文化，從右翼的地緣政治角度來反思「自由世界」陣營中的混生文化，包括美國文化的影響、日本殖民主義的遺緒、乃至於東南亞華人社群的橫向連結，造成了亞洲各國影人的流動、電影類型在地化、合拍片的跨國製作規模、電影主題的轉譯。本期專輯所收錄的五篇文章，分別從影展、類型、明星三個角度，重新探索1964年亞洲影展前後台灣電影的冷戰跨國路徑。

　江美萱〈影展、政治與國際關係：1964年台灣的亞洲影展經驗〉強調亞洲影展除了作為「自由亞洲」的宣傳平台，更是台日關係的交涉和台灣外交策略的緩衝空間與協商舞台，隨著空難的發生，為冷戰造成對立的國際情勢點燃未爆彈的引信。麥樂文〈隊友還是敵手：金馬獎與亞洲影展的微妙關係〉試圖釐清「金馬獎」與「亞洲影展」看似背後亦敵亦友的競爭關係，勾勒出冷戰年代下「自由中國」和「自由亞洲」意識形態的共生結構。王念英〈歌舞女明星的誕生：電懋公司的《曼波女郎》與《空中小姐》〉梳理電懋明星葛蘭體現的現代性想像與歌舞片表演風格，這個電懋最具指標性的電影類型，於空難之後難以為繼。陳柏旭〈摩登女性或古典美人？張愛玲、樂蒂在電懋／國泰的女性塑像〉考察自張愛玲驚悚筆下的摩登女郎，及前衛獨立兼具古典韻味的樂蒂，不僅勾勒電懋銀幕女性形象的轉變，也象徵邵氏與電懋／國泰兩大片廠的競爭關係。最後一篇〈張美瑤《電影與我》：作為片廠明星的寶島玉女〉則是筆者以張美瑤傳記《電影與我》為討論核心，聚焦她演藝生涯初期發展與亞洲影展的影人互動，重探明星作為片廠制度的重要性和跨國合拍片的時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