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現在與未來重建記憶——談《福爾摩沙》的典藏與意義

　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簡稱國家影視聽中心）在其「國家電影中心」時期曾設立「台灣電影數位修復計畫」網站，並於網站上公開每年掃描與修復的影片片目。2015年首批掃描影片中，包含一組合稱「日據時期台灣影像輯二——原住民篇」的四部紀錄片，內容由介於1920至1930年代間拍攝的《福爾摩沙》（Formosa），與另外三部攝於1930年代的《1939高砂族素描》、《1936台中州高砂族內地觀光》、《日警視察蕃社》組成。

　作為拍攝時間最早的《福爾摩沙》，令人意外地，有別於此時期、此類影片多出自日本或本土，這部片是由歐洲「荷蘭電影大學」（Hollandsche Filmuniversiteit，簡稱Holfu）出品，被Eye荷蘭電影博物館珍藏多年。影片全長約七分半，以字卡與底片染色區隔不同段落的影像，每張字卡解說緊接在後的畫面，首先簡介台灣地理位置、國土大小與割讓背景，而後逐一呈現當時日本統治、中國勞工湧入下，原住民的生活景象。

　早期電影鮮見，況乎以台灣小島為主題，自然十分珍貴。不僅如此，來自歐洲的《福爾摩沙》直到1991年荷蘭電影博物館（今Eye荷蘭電影博物館）贈予拷貝，電資館才得以收藏，進而使大眾觀看。本文透過訪問彼時館長井迎瑞，一探剛轉舵保存電影文化資產、但尚未申請加入FIAF（國際電影資料館聯盟）的電資館，（註1）如何與各國電影資料館建立聯繫、收回影片，並聚焦《福爾摩沙》的收藏歷程，以及其後的相應處理和放映。記錄典藏過程之餘，亦從井迎瑞提倡的「重建歷史文化記憶」概念，延伸思考典藏對於每個時代可能產生的意義。

轉型中的電資館：積極建立關係、從國際上收回電影

　1989年，「電影圖書館」更名為「電影資料館」，井迎瑞接手成為第一任電資館館長，相對於前任館長徐立功以舉辦「金馬獎國際影片觀摩展」推廣電影藝術為要務，他因在UCLA唸書時，上過電資館相關課程，加上對當地電資館的印象，以及回國後在世新大學廣電科處理行政工作等經驗，意識到保存影片的重要性，很快將館內業務重心轉向典藏電影，更於隔年放下辦影展重任。

　不過在放下金馬影展前，1989年井迎瑞受新聞局局長邵玉銘指派，與電影處副處長官慶成出訪國際各大影展。此行任務，官慶成專注邀請貴賓參加金馬獎，他則在邀片之外，開啟拜會各國電資館的行程，由美至歐走過一圈，汲取各館運作經驗。

　之後兩年，井迎瑞持續藉專案研究之餘出國考察。（註2）他一方面與各國電資館館員建立聯繫管道、深化人際網絡、了解申請FIAF入會資訊，另一方面四處打聽台灣電影的藏身下落，「我到各國電影資料館訪問時，最優先問的問題就是有沒有典藏台灣電影、中國電影。這大調查持續了好幾年，心裡有了底，日後慢慢設法收集，（每部片收集的）方式與條件各異。」

　當時自歐美取得影片的成功案例不少，也確實方法各異。例如鮮少人知道，過去新聞局因有國際宣傳業務，會固定編列預算，選擇優良國片並印製拷貝送到外館運用。久而久之，外館存放了大量電影拷貝，成為負擔。以前外館會將這些拷貝捐至當地國家電影資料館收藏，井迎瑞因出國常與外館聯繫，得知此情況後，遂開始從新聞局外館收回影片，變成當年收集影片的一種辦法。

　除此之外，也有透過支付拷貝翻印費用，向美國國會圖書館購買多部二十世紀初中國影像的情形。或是像《戀愛與義務》如此曲折奇幻的收藏過程。（註3）另外，在新華影業負責人童月娟授權下，經過好幾年努力，才達成從法國國家電影中心（CNC）取回新華影業的二百部影片，則是典型的文物返還經典案例。

獲贈《福爾摩沙》：構築台灣歷史影像庫

　回到《福爾摩沙》。井迎瑞在1989年上任首年，即拜訪荷蘭電影博物館，結識館長布洛坎普（Hoos Blotkamp），也認識了包括副館長戴爾波特（Peter Delpeut）在內的幾位同仁。由於每次出國積極拜訪，加上平時傳真、書信往來維繫，雙方奠定頻繁而友好的互動關係，不僅對往後電資館申請FIAF大有助益，更對於收藏《福爾摩沙》具有決定性意義。

　井迎瑞表示，當他知道荷蘭電影博物館藏有《福爾摩沙》一片時，就向對方提出典藏的意願，後來亦順利得到他們同意贈予。1991年12月，荷蘭電影博物館副館長戴爾波特應新聞局邀請，代替不克出席的館長參加金馬獎頒獎典禮。（註4）戴爾波特來台參訪電資館時，便代表荷蘭電影博物館，將《福爾摩沙》的拷貝作為伴手禮，贈予電資館。（註5）

　有趣的是，井迎瑞強調，電資館之所以能取得並典藏，是基於兩造友誼和館際合作想法，使荷蘭電影博物館特別複製了一份拷貝給我們，這在客觀判斷上不存在「歸還」這件事。但《福爾摩沙》承載著過去的台灣影像，若以長期推動的「重建歷史記憶文化工程」概念來看，影片仍屬於廣義的「返還」（repatriation）範疇。

　一部「關於台灣、原住民的電影」致贈電資館，何以說不是歸還？這得從影片的製作背景看起，《福爾摩沙》由歐洲Holfu公司出品，該公司美其名「universiteit」（荷蘭語「大學」之意），卻並非學術單位，出品作品不為研究用途，而是為彼時歐洲普羅大眾提供關於世界各地的「紀實影像」。據戴爾波特說法，影片由法國傳教士攝製，後經荷蘭電影博物館珍藏。換言之，它是一部完全由歐洲製作、未經手台灣、帶著歐洲視角的作品，既然從不屬於，自然談不上「失而復得」的歸還情節。

廣義的返還電影：重建歷史記憶文化

　既是如此，為何井迎瑞又將《福爾摩沙》視為廣義範圍下的返還？原因必須談到他提倡的「後殖民方法論」實踐。

　井迎瑞在留美求學時期，曾大量接觸第三世界發展思潮，終其一生深受影響與啟發。在思考建立影像資料庫時，他觀察到，第三世界國家，往往是過去曾被殖民的國家，當這些國家要打造自己的影像資料庫時，過去的殖民經驗必然伴隨其中，使它們長出與第一世界資料庫截然不同的形態、樣貌與精神。

　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資料館的關鍵差異，不在客觀的技術標準，而是在「影像修復」背後所選擇的立場和動機。前者多半含有榮耀、歡慶與治理的心態，館藏是為了維繫建制而存在；後者在建構的過程中，則總是帶著扺抗殖民、尋找認同與表達記憶的意識，意即成立的目的是為了重建主體。

　他在2015年發表的〈後殖民方法論〉一文中，（註6）進一步明確指出，在後殖民方法論裡，影像修復是國家去殖民的方法，也是第三世界國家重建自身歷史記憶文化工程時，基於上述目的，所必須經歷的階段。換句話說，影像修復中的搶救（rescue）、收集（collect）、返還（repatriate）種種行動，（註7）都是重建主體的實踐手段。

　因此，儘管《福爾摩沙》並非台灣攝製，但不可否認地，它記錄了1920年代間的台灣一隅景象，讓觀眾看見彼時日本殖民、中國移民與原住民勞動的生活樣態，為影像稀缺的日治時期、原住民群體填補彌足珍貴的歷史畫面，提供後來的我們重見、重思與重構。對井迎瑞來說，「從國內的台語片、國語片老電影搶救，到國外世界各館有關台灣、中國歷史影像的大調查、大收集，我清晰地放置在『返還』的語境下推動」，故《福爾摩沙》這部影片也可以歸類為重建記憶工程中的「返還」。

從典藏到公開至今：每個時代不同視野

　典藏不是終點，是開啟建構主體的起點。1991年底《福爾摩沙》來到電資館，館方隨即翻印拷貝，先製作黑白翻底片後，再以此翻印出接近原染色片的彩色拷貝、黑白拷貝，便於典藏和放映。據井迎瑞回憶，當時秉持建立本土史觀、重建歷史記憶的政策，於任內應有多次放映。可惜翻閱1992年至1998年《Fa電影欣賞》雜誌，未從會員映演節目查得資訊，或許須往專題影展部分再查證。

　不過，1994年學者李道明曾在《Fa電影欣賞》69期撰文〈近一百年來台灣電影及電視對台灣原住民的呈現〉，文中曾輕觸《福爾摩沙》一筆。1997年以原住民為主題的「原影展」將《福爾摩沙》與另外兩部日治時期紀錄片同場放映；1998年首屆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即今日的TIDF）把含《福爾摩沙》在內的九段1920至1943年間獨立短片組合為「日據台灣．光影紀事」節目，呈現給大眾。

　這些未竟的放映紀錄，足以呼應1990年代台灣原住民議題的熱潮。只是當時更迫切、更主流的問題，在於省思過去對原住民的不當再現，以及當下如何讓原住民拿起攝影機，表達自己的觀點與主體性，積極保留族人的影像檔案。對於《福爾摩沙》這樣一甲子以上的久遠原住民影像，止步於歷史記憶的添筆。

　但《福爾摩沙》的生命歷程並未就此停歇，科技日新月異，2000年後膠卷被數位掃描、登錄「台灣電影數位修復計畫」網站，留下文字記述，也被上傳至國家影視聽中心的隨選視訊系統，2025年則於Youtube公開全片，《福爾摩沙》成為公眾的影音遺產，供有興趣者自由觀看。

　更多樣開放的接觸管道，賦予更多討論與累積的可能性。近十多年來，台灣社會氛圍、主體意識不斷變化，影響所及，回溯、重探日治時期政經文化的研究數量攀升，甚至長出以此為背景伸張己意的作品。《福爾摩沙》的回顧亦是如此，新的視野產生非一蹴可幾，可是只要典藏仍在，得以一再重訪，隨著時日推移，層層解構與重建疊加在一起，檔案就不會只是靜止的歷史影像，而會茁壯為彼此凝聚的認同。

註解

1. 電資館（全稱為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於1992年下半年向FIAF遞出申請，1993年上半年通過議程，取得FIAF觀察員資格，其後歷經兩年觀察期，於1995年正式成為FIAF會員。
2. 1990、1991年兩項委託專案分別為研究金馬獎轉由常態性獨立專職機構負責的可行性，以及「視聽藝術館及國家電影文化中心」專案。可見張靚蓓，〈保存影片、邁向國際舞台：井迎瑞談電資館進入FIAF的心路歷程〉，《Fa電影欣賞》79期，1996，頁72-82。
3. 朱孟瑾，〈孤本拷貝的奇幻旅程──《戀愛與義務》〉，《Fa電影欣賞》197期，2023，頁78-85。
4. 戴爾波特（Peter Delpeut）同時也是荷蘭知名電影製作人，當時正在製作一部關於電影資料館如何修復影片及其美學的紀錄片《歲月留情》（Lyrical Nitrate, 1991）。該片曾於1993年7月電資館舉行的「大家來聽老電影：世界電影資料館珍藏影片特展」中放映。
5. 編按：查詢國家影視聽中心藏品系統，《福爾摩沙》紀錄顯示原拷貝來自荷蘭電影博物館，是以《俠女》16毫米拷貝作為交換。後續查詢Eye荷蘭電影博物館藏品資料庫亦典藏《俠女》35毫米拷貝，但不確定其來源。
6. 井迎瑞，〈後殖民方法論：以影像修復重建原住民族的歷史記憶〉，兩岸鄉村部落紀錄片影展暨物質．文化．產業研討會。花蓮：慈濟，2015。
7. 〈後殖民方法論〉中將影像修復分為搶救（rescue）、收集（collect）、返還（repatriate）、和解（reconcile）、合作（collaborate）五個工序。